外国小伙不造飞机引擎，来中国造空气净化器，为了什么？
撰文 ▏范泓跃
编辑 ▏肖泊
2013年，中国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到过往52年的峰值，北京城也被雾霾笼罩着。严重时，甚至难辩20米外的景物，“空气末日”一词广为流传。
各大电器公司抓住商机，各式空气净化器争相上架，售价几千甚至上万元人民币。而在北京的一间出租房内，Thomas Talhelm正在拆卸一台空气净化器，在他身旁，地板上还散落着另外两台净化器的零件。
不久后，Thomas创立了Smart Air。他研发设计的空气净化器初代机上架，命名为DIY1.0，是由一台家用台式风扇和一张市场价90块钱的滤网拼凑而成，售价200块人民币。
“刚开始做Smart Air的时候，没想到会做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现在，我们在7个国家都有合作伙伴，总共有30多名员工。”Smart Air的90后CEO Paddy Robertson说。
Paddy Roberts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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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材大用
2013年，Paddy拿着写程序赚来的钱踏入中国，在深圳待了三个月。对他来说，中国是个有极强国际影响力的国家，但环保投入与影响力并不匹配。
遭遇“空气末日”，Paddy看着外面灰朦朦的空气，想起自己从小长大的威尔士有机农场，开始担忧自己的健康，有时睡觉都会戴着口罩。他感觉自己需要一台空气净化机。
与此同时，从美国来做心理学研究的Thomas Talhelm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但当他打开网购App时却发现，一台有着优越性能的空气净化器售价居然要一万多。
“太贵了，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太贵了。”
Thomas对如此高价的电器结构产生兴趣，他借来了三台品牌不同、价格各异的空气净化器带回出租屋，拆机后发现这些机器的结构没有太大差别，只有一面风扇、一张HEPA滤网而已。
研究清楚后，他在淘宝上花了110元买了张滤网，又和家里现有的风扇组合在一起。为了测试效果，他斥“巨资”买了一部二手测试仪。最后的测量数据证实，这种简单的DIY空气净化器确实有效。第一代DIY空气净化器自此诞生。
Smart Air 团队，左三为Paddy Robertson，左四为创始人Thomas Talhelm
正在做数据测试的Smart Air工程师
周围的朋友们得知此事后，都来问他是怎么做的。凭借口口相传，希望“自制”空气净化器的朋友越来越多，Thomas便开始做DIY净化器的免费沙龙。然而，免费沙龙却装不下市场需求，这让他萌生出创建Smart Air企业的想法，开始售卖空气净化器。
Paddy是Smart Air最早期的客户，他买了一台DIY1.0后发现自己能用专业知识把这台机器运作的更好，他也很看好Thomas团队的初衷和理念。便给Thomas发了封邮件，之后全职加入Smart Air从事研发及CEO工作。
Paddy Robertson本科硕士都是航空工程专业，对“风扇”再了解不过，空气净化器里的那堆零件对他来说算是一场戏弄：一张滤网，一架风扇，哪里值几千甚至上万块？
“你看一个飞机里的engine（引擎），它就是一个风扇，速度快一点而已。在空气动力学里，它的physics（物理）跟风扇一样。所以我这个专业特别符合我去研究、开发一些净化器。核心主要还是滤网，它其实就是70年前发明出来的，而且没有任何专利，特别便宜。”Paddy说。
Smart Air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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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分红的企业
Smart Air售卖平价空气净化器，尽其所能降低成本，是简单粗暴杀进市场的搅局者。这也让越来越多人称呼他们为“社会企业”。
“我们只是照着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帮助别人的心态去做的Smart Air，没想那么多，也没想要去利用这个赚钱。在前年我们就想，我们之前做了那么多事。也应该去申请一个认证了，我们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独特性。”
2019年5月17日，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公布首批社会企业认证分级名单。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，Paddy接受了政府授牌。
Smart Air不止是社会企业，还是共益企业。对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来说，共益企业的标准是对员工、对环境以及对用户有足够的关注及尊重。而社会企业的标准更高，在公司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不光要考虑这三个方面，还要考虑哪些更符合以“助人为乐”为标准的公司使命，更需要注重的是影响力，而不是利益。
无论是经营模式还是产品，Smart Air都是典型的社会企业
倡导低碳环保的Smart Air团队
社会企业的定义仍存在模糊空间，在新加坡，法律层面规定，社会企业要拿出50%的利润投入在公司“使命”上。而Smart Air现在把纯利润全部投在产品研发、实验测试和举办公益沙龙上面，股东并不分红。
在性价比方面，Paddy和其他几位合伙人也从来没有向利润妥协过。几年前有个商人表示要给Smart Air投几百万，但产品要按照他的想法做出改变，价格也要上调100至200元。Paddy和他的伙伴们在讨论过后拒绝了这笔投资。
“如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心社会影响，中国很多富有的人都做了影响力投资。”Paddy 说，Smart Air不需要纯商业目的的投资商，他们更希望得到影响力投资。“虽然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有些商业化，但公司还是慢慢往那个方向靠近。我们要选好投资人，并且跟他们讨论理念和目标。那是对自己负责，也同时是对投资者和呼吸者负责。”
Smart Air一开始就没有沿袭空气净化器行业的高价惯例，他们提倡“干净的空气不是奢侈品”。这让净化器行业竞争更激烈。但在Paddy看来，公平的竞争对用户是有益的。
空气净化器刚开始流行的时候，比较便宜的售价都在2000多人民币左右，随后有了市场竞争，才开始出现1000块以下的空气净化器。
Smart Air至今也没有生产高端空气净化器的计划。“我们的产品已经面向高端人群了，只是价格不符合那个标准。现在BBC在用我们的产品，他们之前用的是IQAir，最贵的那种；还有在泰国的瑞士大使馆也在用；在菲律宾，越来越多的医院也开始用我们的净化器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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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止卖净化器
根据2017年和2018年的大数据显示，中国空气质量明显好转，这使人们对空气净化器市场的需求渐渐变小。随着中国政府对环境的治理，空气优良天数有很大程度的提升，严重污染的天数大幅降低。
对Smart Air来说，国家加强空气治理的政策和成效非常值得开心，但他们觉得还远远不够。现在的空气质量还不够安全，他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去继续推动。
“大家现在关注的都是PM2.5，其实还有其他的空气污染存在。甲醛就算一个，还有虽然现在PM2.5减少了，但是臭氧更多了，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空气污染。所以不止是PM2.5，还有很多种污染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信息，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。”
建立之初，Smart Air一直都在中国大陆销售，之后才转换成出口导向的销售方式，开展国际业务。这使他们的销售额及销售量大幅度增长。在海外，他们的分销目标一般是一些空气污染极度严重的亚洲国家，比如印度、蒙古、菲律宾等。而在中国，Smart Air团队侧重线上教育及科普推广，为的是让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，虽然雾霾减少，但空气质量依旧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健康，希望大家保持足够的环保和健康意识。
Paddy经常出差，朋友们羡慕他可以周游世界，但Paddy出差所到之处多是经济发展落后、空气污染极其严重的国家及地区。
他去过两次蒙古国，每次去都是在冬天。每到冬天，那里的人们就会烧炭取暖，造成严重雾霾。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，他和牧民们一起住蒙古包，一住就是三个月。除了测试空气质量，Smart Air在蒙古的团队还给一些幼儿园捐赠了空气净化器。
Paddy告诉《社会创新家》，在Smart Air的用户中，低收入群体占比很小。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了解空气污染会对身体造成的伤害，也不知道雾霾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什么是空气净化器。
Paddy说，呼吸新鲜空气算是人权的一部分，每个人都需要拥有。对于无力支付低价空气净化器的人群，Smart Air可能没法提供直接的帮助，但会与一些像是自然之友、绿色光年的公益组织合作，请专业人员培训公益组织里的志愿者，让他们去做空气污染知识传播。
“我们不只是卖净化器的。我们是一半做产品，一半做教育。如果没有教育和意识的话，即使他们拥有一台净化器也几乎跟没有一样 。”
遇到无力购买成品空气净化器的人，Smart Air一般会推荐他们自己动手做一个。在Smart Air的官网上，除了卖零件，还有自制空气净化器的免费教程，在家里有风扇的情况下，只需再买一张滤网就足够了。
Smart Air今年还计划研发出价格在200元以下的净化器，他们坚持不会开发多余的“智能功能”，只想把空气净化器的本质做到最好。这对他们团队和如今的电器行业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选择。
“200块对有些人还是比较贵的，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更便宜、更可靠还有质量更好的选择。”Paddy说。END
（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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